吳桂賢（女）（1938年— ），河南鞏縣（今鞏義市）河洛鎮(zhèn)胡坡人。1951年，吳桂賢進陜西省咸陽市西北國棉一廠細紗車間當擋車工。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后任全國紡織先進集體“趙夢桃小組”黨小組組長，連續(xù)被評為先進工作者。1968年畢業(yè)于西北大學。曾當選為全國紡織系統(tǒng)的勞動模范。“文革”中被樹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1968年后曾先后擔任西北國棉一廠革命委員會委員、主任，咸陽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陜西省革委會委員、常委。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后任中共陜西省委副書記。1973年中共十大上繼續(xù)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5年在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7年9月申請辭去副總理職務，同年經(jīng)中共中央批準回到陜西省咸陽市西北國棉一廠。1978年任西北國棉一廠黨委副書記，1981年6月起任廠黨委副書記、廠工會主席。1988年任深圳外貿(mào)集團公司與港人合辦的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jīng)理。

1994年退休。吳桂賢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38年，吳桂賢出生在河南鞏義縣一個普通農(nóng)民家庭；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相當貧困。還在吳桂賢很小的時候，一家人就逃荒到陜西咸陽。1951年，剛滿13歲的吳桂賢，隱瞞自己的年齡，參加了剛成立的西北國棉一廠的招工；成為了這家企業(yè)的第一批工人，并被分配到細紗車間當擋車工。由于工作認真、態(tài)度積極熱情，1955年吳桂賢加入了中國共青團；20歲時又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曾多次被評為先進生產(chǎn)者、“五好工人”等榮譽。后來，她被調(diào)入被評為全國紡織先進集體的“趙夢桃小組”任黨小組組長。1965年，吳桂賢以個人和“趙夢桃小組”代表的名義，出席了西北公交戰(zhàn)線先進集體和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并被評為“全國紡織系統(tǒng)先進典型”；曾先后兩次被邀請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不久，她就被推舉為西北國棉一廠的副廠長。而為了補充吳桂賢的文化知識，她曾被安排到西北大學學習；于1968年畢業(yè)。

在“文革”開始后，吳桂賢被樹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在那個特殊年代，和許多勞動模范一樣，年輕的吳桂賢也被推上了政治舞臺，不斷獲得拔擢；曾歷任西北國棉一廠革命委員會委員、主任，咸陽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陜西省委副書記、陜西省革委會委員、常委等職。在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吳桂賢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并以最高票數(shù)，列四位政治局候補委員中的第一位。一年后，在參加完一次中共中央會議后，毛澤東當面通知吳桂賢，要調(diào)她進入中央工作。于是，在1975年1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吳桂賢被安排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時年37歲。她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首位女性副總理，也是到目前為止最年輕的副總理。

在中央任職的幾年里，吳桂賢并不輕松。起初，她被安排在釣魚臺國賓館的11號樓居住，和住在10樓的江青是鄰居。由于諸多不便，吳桂賢行事更是小心謹慎；后來干脆搬家。根據(jù)毛澤東的指示，她和陳永貴在工作上實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單位勞動，三分之一時間到各地調(diào)查研究。“文革”結束后，像吳桂賢、李素文這樣被推上政治舞臺的勞動模范，在政治上逐漸吳桂賢受到冷落和排擠。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召開，吳桂賢雖然繼續(xù)被安排為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在一個月后，她主動申請辭去了副總理職務；并于同年重新回到西北國棉一廠工作。1981年6月，吳桂賢又被安排出任西北國棉一廠的黨委副書記等職務。1988年派任深圳外貿(mào)集團公司與港人合辦的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jīng)理、工會主席。1998年，吳桂賢退休時，中共中央組織部專門下發(fā)文件，給予她相應退休待遇。

心系社會的老總理在社會各界的積極響應下，創(chuàng)辦了以桂賢命名的專項基金并任桂賢教育扶貧基金主任、首席代表，為社會教育扶貧領域再進余力。2011年06月11日，吳桂賢在深圳公明參加深圳陜西商會成立的開業(yè)慶典儀式并發(fā)表講話。2013年6月16日，吳桂賢出席“亞洲禪學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主題為“中國漢傳佛教體系各類禪學與東南亞各國南傳佛教體系的各類禪學的介紹、比較與研究”。邀請了來自中國大陸、中國港澳臺地區(qū)、東南亞各國及歐美國家的有關著名專家學者、領導嘉賓和特別邀請的海外50多個國家、地區(qū)的高僧大德(含僧王及相關機構負責人)出席活動。

吳桂賢的丈夫王振濤，1963年畢業(yè)于西北工業(yè)大學，曾任深圳賽格集團的總工程師。1965年，兩人經(jīng)朋友介紹認識；1969年結婚；他們有一兒一女。一家人都居住在深圳。

至今回憶起來，吳桂賢都覺得自己的一生，充滿著太多的不幸與幸運。1938年一個寒風刺骨的日子，吳桂賢出生在河南鞏義縣一個貧苦農(nóng)民家里。1951年，13歲的吳桂賢就踏上了西去的列車獨自出門謀職立業(yè)。她太小了，小小的個子，小小的年紀，如何找工作？開始一段時間，她只好在蔡家坡遠房姨媽家打雜。后來又給姨媽的侄子帶孩子。但是好奇與好勝心不能允許她自己“茍安”太久。于是，當陜西西北國棉一廠——這個在古城咸陽興建的新中國第一家國家紡織廠開始對外招工時，年僅13歲的吳桂賢就踮著腳尖站到了招工人員的前面了。當時招工規(guī)定年齡最小不得小于16歲，可吳桂賢才13歲呀，雖然瞞報了3歲，但身體嬌小的個頭，人家哪里肯信！但招工負責人還是被眼前這個堅強又倔強的女孩打動了，破例招了一名“童工”。從此，吳桂賢穿上了白圍兜，戴上了白帽子，成了西北國棉一廠第一批工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吳桂賢除了有一股飽滿的勞動熱情外，還有一股熾熱向上的政治熱情，她于1955年入團，1958年入黨。入黨轉(zhuǎn)正的那天，領導找她談話，鄭重其事地告訴她，鑒于她表現(xiàn)非凡，決定把她調(diào)到趙夢桃小組去，擔任趙夢桃所在小組的黨小組長，趙夢桃任工會小組長。趙夢桃比吳桂賢年長三歲，這時的趙夢桃已經(jīng)是全國勞動模范，黨的八大代表，明星耀眼，光華四射。吳桂賢與趙夢桃相處很好，就近請教紡織生產(chǎn)技術，切磋攻克紡織技術難關，那—段火熱日子，令吳桂賢至今念念不忘。然而不幸的是，趙夢桃突然患了癌癥，病重期間，陜西省委正式以她的名字將其所在紡織生產(chǎn)班組命名為“趙夢桃小組”，在省委書記主持的命名儀式上，身為“趙夢桃小組”黨小組長的吳桂賢代表小組當場發(fā)言宣了誓。

命名大會是在1963年4月27日召開的，趙夢桃6月23日逝世。噩耗傳來，趙夢桃小組的姐妹們淚飛如雨，吳桂賢在揩拭滾滾熱淚的同時，感到趙夢桃一去，她自己肩上的擔子更重了。為此，她要求自己更嚴了，處處事事起帶頭作用。但她深知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應當團結全組姐妹來挑重擔。由于姐妹們齊心協(xié)力，小組年年出色完成生產(chǎn)任務，年年被評為先進標兵，以趙夢桃小組為代表的西北國棉一廠班組的生產(chǎn)和管理經(jīng)驗，一時傳遍全國紡織系統(tǒng)。吳桂賢本人自1958年以來年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廠級標兵，多次被評為三好學員、優(yōu)秀學員。1964年、1966年連續(xù)兩次被評選去北京參加國慶觀禮；1965年吳桂賢以個人和趙夢桃小組代表的名義，出席西北公交戰(zhàn)線先進集體和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并被評為全國紡織系統(tǒng)先進典型。吳桂賢吃苦耐勞，心地善良，待人熱誠厚道，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愛戴。不久，她被推選為西北國棉一廠副廠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一些老干部一夜之間成了“三反分子”，吳桂賢感到很不理解。她到北京學習時，總是把毛主席、周總理的講話認真記在筆記本上。回到單位后，她努力按照黨中央的政策辦事，制止“造反派”的一些過激行為。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告一段落，各地開始成立革命委員會。吳桂賢作為“老中青”三結合的青年干部被提拔到陜西省革命委員會，又連續(xù)在黨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988年暮春4月，深圳考察團由副市長朱悅寧帶隊千里迢迢來到陜西考察，其間有深圳外貿(mào)集團的副總經(jīng)理李瑞榮，老李所在的國企與港商合資建了一個三資企業(yè)——鴻華公司，他們設想：要將鴻華公司辦成紡織、印染和服裝一條龍，在深圳崛起一個30萬錠的大企業(yè)。中國之大，要論紡織，當然要屬內(nèi)地的人才技術了，他們在咸陽考察的時候，忽然提出，到吳桂賢所在的西北國棉一廠去看看。

吳桂賢無可避免地與深圳來賓會面，并成了車間參觀的陪同與講解員。參觀出來，客人問：“吳書記，您到過深圳嗎？”“去過。今年年初還去過一回呢。”“印象怎樣？”“很好哇，生活節(jié)奏快，城市也漂亮。”客人忽然說：“那您調(diào)我們深圳去工作怎樣？”吳桂賢只當客人開玩笑，沒料到客人非常執(zhí)著認真。因為，他們正在醞釀上紡織項目，太需要她這樣富有經(jīng)驗的紡織行家。吳桂賢回答，可以推薦一些本專業(yè)的大學生給你們……然而，此時的深圳客商怎么也不肯放手，他們一再表示是誠心誠意請她，并邀請晚上在萬年飯店做東請她詳談。

晚飯的餐桌上依然是一個主題：力邀吳桂賢“孔雀東南飛”。吳桂賢被客人的誠心所感動，但是轉(zhuǎn)念一想自己已步入老年期了，挪動實在不大容易，再則自己是陜西的山水養(yǎng)育，對陜西情結太深，且熟門熟路熟人，到深圳去適應一個全新的環(huán)境自己能行嗎？她不能不認真掂量，于是一再推辭……事情在她丈夫得知之后，才出現(xiàn)轉(zhuǎn)機。吳桂賢的丈夫是西北工業(yè)大學畢業(yè)的技術干部，他雖然沒有去過深圳，卻到西歐考察過一個月，他認為西方的市場經(jīng)濟正在為我們借鑒，而深圳與沿海地區(qū)先走一步，必定發(fā)展比內(nèi)地要快。

吳桂賢堅守的“軍心”終于被丈夫的卓識與力推動搖了，兩人于1988年6月9日應邀聯(lián)袂前往深圳，做進一步考察。夫妻倆當時不僅出席了深圳第一屆荔枝節(jié)，還到了位于葵涌的鴻華紡織印染廠建設現(xiàn)場，眼前一派欣欣向榮的建設景象，車間正在封頂，連海外運來的印染設備的集裝箱還沒拆呢，兵馬未到，糧草先行，專業(yè)技術人才的缺乏，確確實實是當務之急。夫婦倆親臨深圳考察，堅定了南下的決心與信心。終于，在中央及陜西省委主要領導以及一系列公文批復后，吳桂賢來深圳報到了。吳桂賢肩荷鴻華紡織印染公司副總經(jīng)理的職銜，上任伊始的頭等大事就是招兵買馬，急性子辦急事，第二天她又千里迢迢飛返西安。她在陜西一呆就是10天，從一印二印三印三個印染廠，共招了108人，這可比之《水滸傳》里的一百零八將，老中青搭配，從工人、技術員到總工程師各路能人都挑選齊了。突然一下子招來那么多人，生活設施跟不上怎么辦？吳桂賢等八個人住在兩室一廳的房子里，女的、年紀大一點的住在室內(nèi)，男的就睡在客廳里。她帶頭清掃衛(wèi)生、買菜、做飯。創(chuàng)業(yè)難，生活再苦再累，但大家心里甜滋滋的。

鴻華印染廠順利開工，生產(chǎn)效益不錯。上個世紀80年代末深圳城市人口數(shù)量有限制，進城市戶口很困難，外貿(mào)集團這么一個幾千人的大企業(yè)，一年也只有三四個進城戶口指標。身為副總經(jīng)理的吳桂賢深感不進戶口，難安人心。她多次到有關部門去游說，深圳市人事局開了綠燈，給了鴻華25個進城戶口指標；寶安縣也被她的細訴所打動，一下子給了50個寶安縣戶口指標。人員安定了，印染上了檔次，出口合格率不斷提高，坯布卻又出現(xiàn)緊張。她九次前往新疆等地購置坯布，人家一聽說來自深圳的吳桂賢，感到驚訝，吳桂賢不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國棉一廠的紡織女工嗎？原來不是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嗎？她可是當年紡織戰(zhàn)線上的一面旗幟，是那個時候中國的一顆“政治紅星”呀！她為特區(qū)效力去了，我們應該大力支持呀！吳桂賢眼眶一熱，心里有久久的感動。

歲月不居，一晃，吳桂賢已經(jīng)在深圳工作生活了近20個年頭了。人們依然記得她，記得這個來自紡車前、而又被云譎波詭的時代一度推到命運波峰浪谷的人物。1998年，陜西的“老鄉(xiāng)”又推選她擔任深圳振興陜西促進會會長。她為深圳、陜西兩地的企業(yè)牽線搭橋，做了大量工作。她曾為重修黃帝陵募捐了25萬元，她回咸陽走了5個縣，看了17個企業(yè)，幫助那里搞合作開發(fā)項目。平時有陜西的鄉(xiāng)親來深圳辦企業(yè)，搞書畫展，她總是熱情地前去剪彩祝賀。平時的救災扶貧、希望工程等社會公益事業(yè)，她總是從自己的生活結余中捐款捐物。

吳桂賢有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王振濤是位儀表堂堂的山東大漢，畢業(yè)于西北工業(yè)大學，曾任深圳賽格集團的總工程師。他們結婚四十多年，患難與共，相濡以沫，是一對讓人羨慕的模范夫妻。他們的兒子和女兒都是深圳大學畢業(yè)，在金融部門工作，孝敬父母，事業(yè)有成，一家人其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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