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齋古吉金文》,二冊,吳大澂自藏本,封面均存吳氏手書“客齋古吉金文”六字,鈐印“吳大澂印”。上冊,存吉金文字三十四品;下冊,存三十一品,另有二品不明物似摻雜混入者,擬剔。故全部確信吳氏吉金文字共六十五品,原器均吳大澂舊藏,年代從商周至兩漢,每一品墨本旁均有吳氏題識,并鈐?。?ldquo;恒軒所寶彝器”、“吳氏金石”、“恒軒所得”。此書曾入東瀛,存日人萩信雄教授藏印:“萩信雄”、“萩氏吉金樂石”。二〇一三年十一月筆者得自北京拍場。
經(jīng)查考,此六十五品原器大致同治晚年至光緒初年間,吳大澂于京師廠肆和督學(xué)陜西時所得。綜合吳氏刊本《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和《客齋集古錄》、吳氏拓本《客齋集古圖》(共存三卷,上海博物館藏二卷及上海友人藏一卷)和《客齋鼎彝八軸》(上海圖書館藏)、吳大澂往來書信(主要與陳介祺、王懿榮二人)以及顧廷龍《吳客齋先生年譜》(包括后附顧氏整理之《客齋所藏吉金目》)等,吳氏這些器物所得時限大致如下:
同治十一年(1872),師口(上“大”下“王”)父鼎、口作妣敦、韓仲侈壺、唐子祖乙爵、木父丁爵、加爵二、陽識父癸爵、析子孫父癸爵、盩室鼎等十器。
同治十二年(1873),平安君鼎、婦庚卣、芮公鬲等三器。
同治十三年(1874),子抱孫父丁敦、城虢敦等二器。
光緒元年(1876),史頌敦、穗敦、陽識穂尊、叔男父匜、建平鈁、日入大萬壺、溫壺等七器。
光緒二年(1876),師眉鼎(亦名客鼎或微子鼎)、乙亥方鼎、亞形祖辛鼎、宗婦鼎五、宗婦敦四、宗婦方壺二、宗婦盤、口(‘走’上加‘異’)尊、口作妣爵、斗檢封四(此四種于本冊中歸一器)等十八器。
光緒三年(1878),錄作乙公敦蓋、苦宮行鐙、菑川太子鑪等三器。
以上共四十三品,個別年份或稍有上下,如菑川太子鑪抑或光緒初元所得。不詳者中亦有可以大致估計出其所得年限者,如郘鐘,于《客齋集古錄》見吳氏題記:“是鐘出山西榮河縣后土祠旁河岸中。同治初年,岸圮出古器甚伙,長安賈人雷姓獲郘鐘大小十二器,皆同文。英蘭坡中丞棨購得其十,后歸潘伯寅師九器,大澂得其一”。由此推算,經(jīng)過數(shù)次轉(zhuǎn)手,吳得此鐘估計同治晚期。
又如析子孫父乙敦,見《客齋集古圖》自題“析子孫父乙彝,是器得之京師,制作甚精,文亦渾樸,真商器也”云云,諒亦屬同治晚年得于京師者。
再如,析子孫父丁敦,吳曾自題“是敦為蒲城楊信卿舊藏,持贈客齋”云云;立戈父丁彝,《客齋集古圖》自題“關(guān)中出土,文器并精,客齋得之長安市上”云云;父丁象形鼎,《客齋鼎彝八軸》吳氏自題“孫父口鼎,是鼎亦在關(guān)中,所得雖僅三字,不能偽”云云;故此三器似亦督學(xué)陜西時所得。
其它不詳者,計子孫父乙敦、庚父辛敦、子執(zhí)貝父癸敦、寶敦二、口尊、父辛殘盤、王伯姜鬲、舉吒父乙爵、舉戊父爵、史父辛爵、揚父爵、立戈父丙觶、父丁觶、鉞、龍虎鹿盧鐙、單安侯家奩蓋等十七器,雖暫無文獻資料明確何時歸于吳氏,推測亦于此時間段的可能性較大。因此,吳大澂自藏本《客齋古吉金文》二冊,是其早年蒐藏鐘鼎彝器的一個記錄,拓制時間應(yīng)在光緒早期。據(jù)《吳客齋先生年譜》,吳大澂大規(guī)模蒐集青銅器始于同治十一年(1872),正是此二冊所存器物如上之起始年限。
比起《客齋集古圖》、《客齋鼎彝八軸》、《客齋集古錄》,此《客齋古吉金文》要早十年至二十年左右時間;而較之《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兩者前后時間相距不長,很是接近,屬同一時期之作??虝M時費力,時間較漫長,《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起于先,終于后,而《客齋古吉金文》拓本則一次完成。
吳氏自序有言,《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栞刻于同治壬申癸酉年間(1872-1873),即同治晚期,光緒十一年(1885)在王懿榮的催促下才刷印。但依愚管見,實際上他一直在增補、改進,本《客齋古吉金文》中若干得于光緒早期之吉金文,如師眉鼎(亦名客鼎或微子鼎)、乙亥方鼎、史頌簋、口(‘走’上加‘異’)尊、叔男父匜、斗檢封四、日入大萬壺、建平鈁等,亦見于《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即為佐證。
《客齋古吉金文》冊中有鼎一,《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曰“亞形父庚且辛鼎,三原劉氏藏器”,標(biāo)為“所見”,而非“所藏”。光緒二年(1876)七月十二日吳大澂致陳介祺書時,已附上所拓此器墨本,顯然當(dāng)時已歸吳氏,此器后又見入錄于其晚期集大成之作《客齋集古錄》。這是《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先于《客齋古吉金文》的證據(jù),也從一個側(cè)面說明前者依然大量使用了早先的版刻,并沒有及時將器物藏弆的情況有所變更而一一糾改、訂正。《客齋古吉金文》二冊對于我們了解其它吳氏刊本和拓本還是有幫助的。
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五日,吳大澂曾致書陳介祺曰:“審定平安君鼎為梁器,尤至精確”。冊中,平安君鼎墨本旁吳氏釋文再次強調(diào)“當(dāng)是梁器”,即量器。吳氏所言是正確的,此器今已入錄《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又,冊中析子孫父乙敦,吳氏自題為“敦”,并曰“簠齋云乃彝皆敦也”,這應(yīng)該看作是其與陳介祺通信研討之結(jié)果,后期之《客齋集古錄》亦自題為“析子孫父乙敦”。如果說《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中還有一項吳氏書之為“彝”的器物的話,從此《客齋古吉金文》始,直至《客齋集古錄》,已基本無此項。
經(jīng)檢,此二冊《客齋古吉金文》中存上揭吳氏它刊它拓中無載者,計宗婦鼎五之后二者、宗婦敦四之后二者、寶敦二之后一者(與潘祖蔭藏同器同銘)、加爵二、史父辛爵、鉞、龍虎鹿盧鐙等十器,雖僅銘文,亦可察觀。
在吳大澂鐘鼎彝器拓本中,此二冊屬墨色、拓工極精極佳者?;蛟S受到陳介祺的影響,椎拓使用了六吉連綿紙,透薄而韌勁。拓片濃淡相間,層次豐富,絲絲入扣,彝器之細微處均刻畫無遺,難道是吳大澂親自手拓者.檢視現(xiàn)存于世的吳大澂其它所拓墨本,可以發(fā)現(xiàn),吳氏自己手拓者要好于其所雇傭一眾拓工制作者,包括尹伯圈等,后期尹伯圈所拓越來越好,是與吳大澂的精心指導(dǎo)分不開的。此為吳自留本,自然精心手拓,親自為之,鈐印亦規(guī)整、精致,一絲不茍。
吳從小即在外祖父韓崇處受金石熏陶,后又為吳云、潘祖蔭二人服務(wù)過諸多金石之事,練就了一手過硬的椎拓功夫?qū)崒僬?。光緒十一年(1885)吳為《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作序曰:“余弱冠喜習(xí)繪事,不能工。咱官翰林,好吉金文字,有所見輒手摹之,或圖其形,存于篋”。此后,他為陳介祺、王懿榮、葉昌熾等手拓墨本,廣為好評和贊譽。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十五日,陳介祺致書吳大澂曰:“拓墨之佳,今亦未有能及吾兄者,但須有善拓學(xué)之人代作方可。紙綿而薄,墨細而黑,字邊際真而肥,易于摹刻,則能事畢矣”。陳介祺的評價與我們摩挲此二冊的感受是完全一致的。
亦正是在陳介祺的建議和推薦下,據(jù)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光緒三年(1878)下半年,吳大澂首次正式雇傭拓工入幕,是為陳介祺族弟陳佩綱。此前,陳佩綱一直為陳介祺服務(wù)。此《客齋古吉金文》二冊之拓制技法及所用紙張頗像陳介祺督拓者,時間也恰吻合,難道是出自陳佩綱之手.至于究竟是吳氏還是陳氏,也許很難有確鑿的答案,但屬吳大澂吉金文字的早期拓本是無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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