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齋古吉金文》，二冊，吳大澂自藏本，封面均存吳氏手書“客齋古吉金文”六字，鈐印“吳大澂印”。上冊，存吉金文字三十四品;下冊，存三十一品，另有二品不明物似摻雜混入者，擬剔。故全部確信吳氏吉金文字共六十五品，原器均吳大澂舊藏，年代從商周至兩漢，每一品墨本旁均有吳氏題識，并鈐?。?ldquo;恒軒所寶彝器”、“吳氏金石”、“恒軒所得”。此書曾入東瀛，存日人萩信雄教授藏印：“萩信雄”、“萩氏吉金樂石”。二〇一三年十一月筆者得自北京拍場。

經(jīng)查考，此六十五品原器大致同治晚年至光緒初年間，吳大澂于京師廠肆和督學(xué)陜西時所得。綜合吳氏刊本《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和《客齋集古錄》、吳氏拓本《客齋集古圖》(共存三卷，上海博物館藏二卷及上海友人藏一卷)和《客齋鼎彝八軸》(上海圖書館藏)、吳大澂往來書信(主要與陳介祺、王懿榮二人)以及顧廷龍《吳客齋先生年譜》(包括后附顧氏整理之《客齋所藏吉金目》)等，吳氏這些器物所得時限大致如下：

同治十一年(1872)，師口(上“大”下“王”)父鼎、口作妣敦、韓仲侈壺、唐子祖乙爵、木父丁爵、加爵二、陽識父癸爵、析子孫父癸爵、盩室鼎等十器。

同治十二年(1873)，平安君鼎、婦庚卣、芮公鬲等三器。

同治十三年(1874)，子抱孫父丁敦、城虢敦等二器。

光緒元年(1876)，史頌敦、穗敦、陽識穂尊、叔男父匜、建平鈁、日入大萬壺、溫壺等七器。

光緒二年(1876)，師眉鼎(亦名客鼎或微子鼎)、乙亥方鼎、亞形祖辛鼎、宗婦鼎五、宗婦敦四、宗婦方壺二、宗婦盤、口(‘走’上加‘異’)尊、口作妣爵、斗檢封四(此四種于本冊中歸一器)等十八器。

光緒三年(1878)，錄作乙公敦蓋、苦宮行鐙、菑川太子鑪等三器。

以上共四十三品，個別年份或稍有上下，如菑川太子鑪抑或光緒初元所得。不詳者中亦有可以大致估計出其所得年限者，如郘鐘，于《客齋集古錄》見吳氏題記：“是鐘出山西榮河縣后土祠旁河岸中。同治初年，岸圮出古器甚伙，長安賈人雷姓獲郘鐘大小十二器，皆同文。英蘭坡中丞棨購得其十，后歸潘伯寅師九器，大澂得其一”。由此推算，經(jīng)過數(shù)次轉(zhuǎn)手，吳得此鐘估計同治晚期。

又如析子孫父乙敦，見《客齋集古圖》自題“析子孫父乙彝，是器得之京師，制作甚精，文亦渾樸，真商器也”云云，諒亦屬同治晚年得于京師者。

再如，析子孫父丁敦，吳曾自題“是敦為蒲城楊信卿舊藏，持贈客齋”云云;立戈父丁彝，《客齋集古圖》自題“關(guān)中出土，文器并精，客齋得之長安市上”云云;父丁象形鼎，《客齋鼎彝八軸》吳氏自題“孫父口鼎，是鼎亦在關(guān)中，所得雖僅三字，不能偽”云云;故此三器似亦督學(xué)陜西時所得。

其它不詳者，計子孫父乙敦、庚父辛敦、子執(zhí)貝父癸敦、寶敦二、口尊、父辛殘盤、王伯姜鬲、舉吒父乙爵、舉戊父爵、史父辛爵、揚父爵、立戈父丙觶、父丁觶、鉞、龍虎鹿盧鐙、單安侯家奩蓋等十七器，雖暫無文獻資料明確何時歸于吳氏，推測亦于此時間段的可能性較大。因此，吳大澂自藏本《客齋古吉金文》二冊，是其早年蒐藏鐘鼎彝器的一個記錄，拓制時間應(yīng)在光緒早期。據(jù)《吳客齋先生年譜》，吳大澂大規(guī)模蒐集青銅器始于同治十一年(1872)，正是此二冊所存器物如上之起始年限。

比起《客齋集古圖》、《客齋鼎彝八軸》、《客齋集古錄》，此《客齋古吉金文》要早十年至二十年左右時間;而較之《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兩者前后時間相距不長，很是接近，屬同一時期之作?？虝M時費力，時間較漫長，《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起于先，終于后，而《客齋古吉金文》拓本則一次完成。

吳氏自序有言，《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栞刻于同治壬申癸酉年間(1872-1873)，即同治晚期，光緒十一年(1885)在王懿榮的催促下才刷印。但依愚管見，實際上他一直在增補、改進，本《客齋古吉金文》中若干得于光緒早期之吉金文，如師眉鼎(亦名客鼎或微子鼎)、乙亥方鼎、史頌簋、口(‘走’上加‘異’)尊、叔男父匜、斗檢封四、日入大萬壺、建平鈁等，亦見于《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即為佐證。

《客齋古吉金文》冊中有鼎一，《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曰“亞形父庚且辛鼎，三原劉氏藏器”，標(biāo)為“所見”，而非“所藏”。光緒二年(1876)七月十二日吳大澂致陳介祺書時，已附上所拓此器墨本，顯然當(dāng)時已歸吳氏，此器后又見入錄于其晚期集大成之作《客齋集古錄》。這是《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先于《客齋古吉金文》的證據(jù)，也從一個側(cè)面說明前者依然大量使用了早先的版刻，并沒有及時將器物藏弆的情況有所變更而一一糾改、訂正。《客齋古吉金文》二冊對于我們了解其它吳氏刊本和拓本還是有幫助的。

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五日，吳大澂曾致書陳介祺曰：“審定平安君鼎為梁器，尤至精確”。冊中，平安君鼎墨本旁吳氏釋文再次強調(diào)“當(dāng)是梁器”，即量器。吳氏所言是正確的，此器今已入錄《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又，冊中析子孫父乙敦，吳氏自題為“敦”，并曰“簠齋云乃彝皆敦也”，這應(yīng)該看作是其與陳介祺通信研討之結(jié)果，后期之《客齋集古錄》亦自題為“析子孫父乙敦”。如果說《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中還有一項吳氏書之為“彝”的器物的話，從此《客齋古吉金文》始，直至《客齋集古錄》，已基本無此項。

經(jīng)檢，此二冊《客齋古吉金文》中存上揭吳氏它刊它拓中無載者，計宗婦鼎五之后二者、宗婦敦四之后二者、寶敦二之后一者(與潘祖蔭藏同器同銘)、加爵二、史父辛爵、鉞、龍虎鹿盧鐙等十器，雖僅銘文，亦可察觀。

在吳大澂鐘鼎彝器拓本中，此二冊屬墨色、拓工極精極佳者?；蛟S受到陳介祺的影響，椎拓使用了六吉連綿紙，透薄而韌勁。拓片濃淡相間，層次豐富，絲絲入扣，彝器之細微處均刻畫無遺，難道是吳大澂親自手拓者.檢視現(xiàn)存于世的吳大澂其它所拓墨本，可以發(fā)現(xiàn)，吳氏自己手拓者要好于其所雇傭一眾拓工制作者，包括尹伯圈等，后期尹伯圈所拓越來越好，是與吳大澂的精心指導(dǎo)分不開的。此為吳自留本，自然精心手拓，親自為之，鈐印亦規(guī)整、精致，一絲不茍。

吳從小即在外祖父韓崇處受金石熏陶，后又為吳云、潘祖蔭二人服務(wù)過諸多金石之事，練就了一手過硬的椎拓功夫?qū)崒僬?。光緒十一年(1885)吳為《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作序曰：“余弱冠喜習(xí)繪事，不能工。咱官翰林，好吉金文字，有所見輒手摹之，或圖其形，存于篋”。此后，他為陳介祺、王懿榮、葉昌熾等手拓墨本，廣為好評和贊譽。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十五日，陳介祺致書吳大澂曰：“拓墨之佳，今亦未有能及吾兄者，但須有善拓學(xué)之人代作方可。紙綿而薄，墨細而黑，字邊際真而肥，易于摹刻，則能事畢矣”。陳介祺的評價與我們摩挲此二冊的感受是完全一致的。

亦正是在陳介祺的建議和推薦下，據(jù)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光緒三年(1878)下半年，吳大澂首次正式雇傭拓工入幕，是為陳介祺族弟陳佩綱。此前，陳佩綱一直為陳介祺服務(wù)。此《客齋古吉金文》二冊之拓制技法及所用紙張頗像陳介祺督拓者，時間也恰吻合，難道是出自陳佩綱之手.至于究竟是吳氏還是陳氏，也許很難有確鑿的答案，但屬吳大澂吉金文字的早期拓本是無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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