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君超

　　知世論人，當需了解之同情，因為世上絕大多數(shù)人在某種特定的環(huán)境下，首先考慮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件藝術品的背后大多隱藏著鮮為人知的故事。但或許只有極少數(shù)的鑒賞者或研究者，才能夠發(fā)現(xiàn)其中的“秘密”。

　　南京博物院藏宋人佚名《桃花鴛鴦圖》軸，絹本設色，尺寸為105.3厘米×49厘米。南京博物院收藏宋元書畫不多，在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目錄》(第五冊)中此圖的編號為“蘇24-0006”。這是一幅工筆設色花鳥畫，畫的上半部分畫四五株白色而略帶淺黃的桃花枝，花下岸邊臥立有兩只彩繪鴛鴦，右下角為幾棵雙鉤蒲草和野花。從整幅畫面的構圖筆墨來看，技法精湛，設色雅逸，有明顯院體畫的風格特征。又從絹質的老化系數(shù)判斷，將此圖斷代為南宋中期左右的院畫作品，應該可以接受。此圖為單幅絹，幅闊49厘米，南宋中期絹綾的幅闊可達80至100厘米之間。但此圖極可能已非原貌，左右兩側似有過裁割，尤其是右側部分的圖像疑似不全。

　　《桃花鴛鴦圖》原為吳湖帆舊藏，裱邊上有其兩跋。此圖曾在吳湖帆《吳氏書畫錄》卷一中著錄：

　　南宋院本桃花鴛鴦圖長三尺零八分，闊一尺四寸七分。無款。

　　桃花鴛鴦圖立軸。項氏天籟閣藏。舊簽一行，審出梁蕉林相國手筆。

　　南宋院畫本桃花鴛鴦一幅，舊簽題云“項氏天籟閣藏”，惜無著錄可據。余如筆致工麗，恐世傳徐、黃真跡不是過也。

　　此畫雖無款識，不知出何人手筆，而渲染之工、敷色之麗，崔白、趙昌而外殆無可及，洵古美術中無上神品也。據故宮貯藏宋人名跡之富，能如此精美絕倫，亦不數(shù)見耳。

　　據高江村《消夏錄》卷二《五代黃居寀桃花鸂鶒圖》，依宋尺度之，高三尺八寸毋差，寬二尺，則此本祗存一尺八寸半耳。審畫意，兩邊似有被截之據，且無江村印，或因佗故同遭剪裁矣。抑此為宋代院中所摹，亦未可知。

　　吳湖帆上述文字的大致意思是：題簽“項氏天籟閣藏”審為梁清標(號蕉林)手跡?？上匆娭?。但筆墨工麗，傳世的徐熙、黃筌的富貴野逸派花鳥畫也不過如此。此圖渲染、設色方面，除了崔白、趙昌之外，無人能及。就算是故宮博物院藏宋人作品中，能夠如此精美絕倫者，也屬少見。吳湖帆據高士奇《江村消夏錄》中著錄的黃居寀《桃花鸂鶒圖》的尺寸認為，《桃花鴛鴦圖》可能經過剪裁?；蛟S高氏所藏也是宋代畫院中人臨摹之作?

　　雖然吳湖帆在上述文字中不無自由心證和竭盡溢美之詞，但在字里行間也可看出他對《桃花鴛鴦圖》珍愛之情。每一個鑒藏家都難以避免時代和個人的局限性，后人無需為之大驚小怪，也不應過于苛責。以我的淺見，吳湖帆在《桃花鴛鴦圖》的斷代上沒有較大的誤差。如果再稍微“嚴緊”一點，此圖的下限或可到南宋末及元初。它是標準的院體畫風格，圖上的折枝桃花尤為明顯。

　　楊仁愷著《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筆記》(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四冊中的宋人《桃花鴛鴦圖》條目下有按語說：“無款印。有吳湖帆兩題。吳氏送與周鍊霞，經謝(按：即謝稚柳)購入給南京博物院。南宋。絕精!”但《桃花鴛鴦圖》是何時贈送給周鍊霞的?吳湖帆弟子張守成(字子靖)有此圖臨摹本，畫左上側有吳湖帆題云：“宋院本桃花鴛鴦圖。梅景書屋藏真跡。及門張子靖對臨自存。壬午春吳湖帆題。”壬午即1942年。說明此時《桃花鴛鴦圖》仍為梅景書屋珍藏。

　　我翻檢手邊吳、周兩人的相關書籍，未見有此圖贈送周氏的記載。我的推測是：吳湖帆在上世紀50年代初、中期，將《桃花鴛鴦圖》贈送給周鍊霞。周早年擅畫小寫意花鳥或仕女等，但并不畫工筆鴛鴦。而她畫工筆鴛鴦始于上世紀50年代中期，大多是與吳湖帆合作畫《荷花鴛鴦圖》，且又多是應好友“點題”而作。圖上常鈐一方朱文閑章：“鬧紅一舸，記來時，嘗與鴛鴦為侶。”故當時朋友圈中也將吳、周兩人視為“鴛鴦侶”。莫嘆天涯知己少，多情還是鍊師娘。

　　我近幾年在書畫拍賣市場中，曾經先后見過三幅吳、周合作《荷花鴛鴦圖》真跡，均為紙本設色立軸。而周所畫的工筆鴛鴦，幾乎與《桃花鴛鴦圖》一致，只是有時兩只鴛鴦臥立的方向和設色稍有不同而已。由此可知，周鍊霞在五十年代中期才開始畫工筆鴛鴦，或許她得到了吳湖帆贈送的《桃花鴛鴦圖》作為范本。

　　我曾經在拙文《梅景書屋紀事·周鍊霞》一文中說過：“1949年以后，周鍊霞已失去了經濟來源，丈夫徐晚蘋又去了臺灣任職，半老徐娘，攜家?guī)Э?，艱難的生活境況可以想象。她因此‘最憶填詞侶’，或許從中得到過吳湖帆的一些經濟上的接濟。就吳湖帆的人品而言，這種可能性是應該存在的。而她為吳氏代筆作詞，寫‘情詞’或兩人合作《荷花鴛鴦圖》等，也算是一種情義上的回報和聊以取酬之舉吧?”知世論人，當需了解之同情，因為世上絕大多數(shù)人在某種特定的環(huán)境下，首先考慮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上世紀50年代末，上海朵云軒木板水印《桃花鴛鴦圖》，付梓時將畫面尺寸略微縮小，以七十七塊饾版，數(shù)百次的套印，再現(xiàn)此圖的神韻，成為了木板水印畫中的精品之作。但周鍊霞何時、何故、何價將《桃花鴛鴦圖》轉賣給了謝稚柳?而謝又于何時將之轉售或捐贈給了南京博物院?南博應該有入藏記錄，容后再考。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件藝術品的背后大多隱藏著鮮為人知的故事。但或許只有極少數(shù)的鑒賞者或研究者，才能夠發(fā)現(xiàn)其中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