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韻徽州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古徽州社會是由中原世家大族移民而形成的具有漢唐遺風的宗族社會，各宗族聚族而居，保持血統(tǒng)，強化宗誼，建祠堂，而修族譜最為徽州宗族看重。婺源明嘉靖二十八年修《詹氏統(tǒng)宗世譜》前序就寫道：“族譜不作，人倫之道不明，尊卑失序，禮樂攸，揆之風化，非小失也。”作為徽州的全郡要修如《新安名族志》等的郡譜，作為各縣要修如《休寧名族志》等的縣譜，作為各個宗族要修整個宗族的統(tǒng)宗譜，作為宗族的各宗各族要修宗譜和族譜，作為各房、各門、各家要編修或抄立支譜和家乘等，由此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家譜。

一

歷史上徽州各個宗族到底產生了多少譜牒，我們今天不得而知，甚至無法估算，現在所能討論的只是至今還存世的譜牒數量。目前收藏徽州譜牒最多的單位是上海圖書館，據王鶴鳴先生在《上海圖書館館藏徽州家譜簡介》中介紹：“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徽州家譜，包括徽州(新安)地區(qū)和休寧、祁門、績溪、黟縣、歙縣、婺源六縣，共計收藏1949年前的家譜467種，其中統(tǒng)譜、總譜35種，家譜、族譜、宗譜422種，祭祀譜10種。”“共有56個姓氏。”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皇皇10大本《中國家譜總目》，其《前言》說要“將全世界公藏和私藏的中國家譜，編纂成一部帶有內容提要的聯合目錄”，成為“迄今為止收藏中國家譜最多的專題性目錄”。這其中屬于徽州的家譜就占了較大的比重，據統(tǒng)計數量達到1568部。但據筆者的調查與了解，此數量遠不是目前還存世的徽州譜牒的真實數量，僅1949年之前編修的徽州譜牒，《中國家譜總目》中未收錄的至少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一些公藏機構藏的徽州譜牒。如黃山學院圖書館所藏徽州家譜共計185部，其中有133部為《中國家譜總目》所未收錄;黃山市檔案館藏有徽州本土的70個姓氏譜牒檔案300多套1982冊;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伯山書屋”藏有筆者在2001年5月19日捐獻的徽州譜牒40多部;安徽省的其他許多市縣級圖書館和檔案館也都藏有數量不等的徽州譜牒，等等。這些譜牒的數量，據筆者的估測，當在800部左右。

其二，諸多民間私家藏的徽州譜牒。它們的數量很大，如筆者藏有百余部譜牒，均為2000年10月份以來自徽州民間獲得。其他一些個人收藏的譜牒，據筆者的調查與了解，黃山學院一位教師藏有幾十部;休寧縣一位機關干部藏有20多部;黃山市一位退休干部藏有十幾部。至于藏有徽州譜牒數量為3部至10部不等的人，僅黃山市就有近20人。這些人大多為徽學研究者或愛好者，其藏有的徽州譜牒數量，據筆者的估測，當在400部左右。

其三，徽州廣大的鄉(xiāng)村民間藏有的譜牒。筆者近20多年來至少調研了300多個徽州的自然村。在調研時，筆者總能發(fā)現一些農戶的家里還保存有自己家族的譜牒，有成部、成套的印制本，有單冊的手寫本，清明祭祀簿更多，有的一個村可以發(fā)現好幾部。如祁門縣古溪鄉(xiāng)的黃龍口村就珍藏有明代至民國的汪氏宗譜四部共63冊;祁門縣歷口鎮(zhèn)葉村一個村民家藏有民國己巳年重修《沙堤葉氏宗譜》12冊和民國甲戌年葉滌煩抄《要錄》等。這些發(fā)現直接反映的是徽州人尊祖敬宗觀念在當下的延續(xù)與傳承?；罩菟鶎倭h至今至少還有七八千個自然村，按每個村保留有一部譜牒計，數量達七八千部;取其二分之一，也有三四千部，由之可見散存于徽州鄉(xiāng)村的譜牒數量之大。

其四，一些僑居外地的徽州人手上藏有的家譜。它們的數量雖難以統(tǒng)計，但據筆者的估測，也不會少。這些人有的已僑居外地三四代，有的甚至達到十幾代，但皆對自己的祖籍地徽州念念不忘并保持認同，保留譜牒和努力地在徽州民間獲得自己宗族的譜牒是為了不忘根本。2001年12月，筆者在休寧縣流口村作田野調查時，曾在一個名叫李阿金老人的家里看到兩部李氏家譜，分別是民國二十一年修《雙溪李氏族譜》上下冊、清同治年間手抄李氏《支譜》1冊;2018年1月，筆者再次來到李阿金家里時，老人已經過世，他的兒子接待了我們，問及當年看到的譜，被告知原件早已給家在江蘇宜興的一位李姓本家買去了，現在只留有復印本。

“發(fā)現”是個主體性很強的相對概念，它應具有被積極的主體尋得、確認價值、社會認同等幾個方面的屬性要求，由之“發(fā)現”是要區(qū)分出“已發(fā)現”“正在發(fā)現”和“尚待發(fā)現”三種類型。發(fā)現的前提是被發(fā)現東西的存在，而凡是真實存在的東西總能被發(fā)現?！吨袊易V總目》里收錄和已作為公藏機構公藏的徽州譜牒當屬已發(fā)現的徽州譜牒;作為徽學研究者與愛好者私家藏的徽州譜牒為可發(fā)現的徽州譜牒;還散存于民間由譜牒的擁有主人保存的自己家族的譜牒屬于尚待發(fā)現的徽州譜牒。它們皆為存世的徽州譜牒，估測其數量，將超過5000部。

二

譜牒是記載宗族成員世系及事跡的檔案。存世的徽州譜牒不僅數量大，而且形式多樣，既有多卷多冊的，也有多卷一冊的，還有不分卷一冊的，種類十分豐富。僅就紙質載體形態(tài)的譜來說，至少存在以下幾大項：

第一，就譜牒的性質內容看。徽州譜牒所要記述的宗族群體是有著血緣關系的宗族群體，縱向上要記述宗族延續(xù)的源流、世系，橫向上要記述宗族發(fā)展的分支、分派，但不同的譜所記述的重點是不一樣的，由之也就決定了譜的性質與種類：

1.統(tǒng)宗譜。即某一區(qū)域的某宗族從某一祖先之后繁衍發(fā)展的各支各派之總譜，它也被寫成統(tǒng)譜、通譜、會宗譜、世譜等。是譜要尊祖歸宗，打破地域的界限，將同一宗族的各支各派收為一體，統(tǒng)編成一部譜，所謂“會千萬人于一家，統(tǒng)千百世于一人”。正如明嘉靖《新安瑯琊王氏統(tǒng)宗世譜》的“凡例”所說：“茲譜登載總若干萬人，皆本于尚書府君一人之身。”“府君大獻公九子二十三孫之裔，散處于徽饒宣池九江等處。”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徽州的宗族特別注重血緣，故其統(tǒng)譜也就是同宗之譜而非同姓之譜。在徽州，同一姓氏而沒有同一血緣關系的所謂聯合譜是不存在的，由之不同于福建的譜牒。據陳支平在《福建族譜》一書中介紹，福建的譜牒有許多是“同一姓氏的聯合譜，收進這種統(tǒng)譜的同姓人，其先祖并不一定都有直系的血緣關系”。

2.支譜。即宗族的某一支、某一派、某一堂之譜，更多的是被寫成宗譜、族譜等。如祁門營前清道光元年修《錦營鄭氏宗譜》、歙縣瞻淇光緒九年謄立汪氏敬義堂《本支世系》等?；罩菁易V中存世最多的就是此類譜。

3.家譜。即一家一房之譜，也被寫成祖宗譜、家乘、家紀、譜略、宗派、世系等。如歙縣昌溪清咸豐元年吳仁抄立吳氏《太湖祖宗譜》、婺源嚴田清光緒早期抄立《嚴田李氏家紀》、歙縣七賢清光緒年間抄立《瑯琊王氏譜略》、歙縣南鄉(xiāng)清中后期抄立《潘氏世系》。此譜以手寫本為多。

4.祭祀簿。即為祭祀祖先而寫立的譜系及祭祀方式等，又稱清明簿、祖宗簿等，許多在封面題“慎終追遠”四字。如黟縣北鄉(xiāng)民國年間抄立戴氏《祭祀簿》、歙縣南鄉(xiāng)民國年間抄立章氏文德堂《清明簿》、歙縣南鄉(xiāng)清光緒二十九年抄立方氏二樂堂二房《追遠簿》等。此譜一般皆為手寫本。

第二，就譜牒的版本形式看。關于徽州譜牒的版本形式，過去一般是分為“刻本譜”和“手抄本譜”，其實依筆者所見，更真實和合理的分類應該是：

1.印制本譜。包括雕版印刷本譜和活字印刷本譜。前者有如祁門營前清道光元年修《錦營鄭氏宗譜》木刻印本等;后者有如婺源西鄉(xiāng)民國十七年重輯《燉煌隱溪洪氏宗譜》木活字印本等。民國以后還有較少的鉛活字版譜，如績溪1935年惇庸堂鉛印《遵義胡氏宗譜》。應該說明的是，由于徽州宗族非常重視血統(tǒng)，極力反對冒族、冒籍，因此對譜牒的印制數量都有嚴格控制，每部譜都會注有領譜字號，不僅印制的數量很少，并且還會在譜牒印制好后當眾毀版。故在徽州家譜中，銅版本譜和石印本譜十分鮮見。

2.手寫本譜。包括寫本譜，即手寫而傳世的譜，它相對完整，如婺源明嘉靖二十八年修立《詹氏統(tǒng)宗世譜》、黟縣潭口清康熙后期寫立《鐘山胡氏支派》等;抄本譜，即抄錄母譜上有關自己本宗、本支、本房內容的譜，如徽州清中后期魚川程幹文抄立《程氏世系》、歙縣南鄉(xiāng)民國初期抄立《歙南中村洪氏家乘》;抄接本譜，即不僅抄錄了母譜上有關自己本宗、本支、本房的世系等內容且予以接頁的譜，過去也稱“草譜”，如婺源閬山清光緒癸卯年汪仁壇記《汪氏宗派》、徽州民國年間汪兆賢抄錄義和堂《汪氏宗譜》等。此類譜除寫本譜的數量可能超過一部外(一般也不會多于三至五部)，其他皆具有唯一性，版本上為孤本。

3.稿本譜。即為刊印而形成的底本譜，如休寧北鄉(xiāng)明崇禎三年編修《休寧吳氏族譜》稿本、績溪荊州石園清光緒十六年重修光裕堂《孫氏世系宗譜》稿本、民國甲子年《黟北吳氏族譜》底冊等。此類譜皆為手寫的孤本，但根據刊印與否又要分為“已刊稿本”和“未刊稿本”。

4.印制接寫本譜。即印制本留有空白版式與格式而抄錄、接寫的譜，它在形式結構上一般是分為前后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印制，內容一般為統(tǒng)宗譜或宗譜的譜序、宗族源流等，后一部分依照版式與格式的手寫，內容一般為屬于本支、本房的世系內容及接頁等。如歙縣南鄉(xiāng)清道光二十年修寶倫堂《新安張氏宗譜》分上下兩冊，上冊是印制本，下冊是印制格式手寫本;歙縣西山清光緒二十七年云峰居士書《西山洪氏家乘》全一冊，前半部分為印制內容，后半部分為印制格式手寫內容。推測此類譜最初的產生，當為宗族在修譜時，為滿足族內更多人的需要而統(tǒng)一制作了印制本及格式，然后分發(fā)給所需要的族人，讓他們各自抄錄與接頁。

第三，就譜牒的籍地情況看。譜籍的概念從人的籍貫概念而來且與之內在關聯。籍貫又名祖居地，是指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長久居住地或出生地。由于遷徙的問題，籍貫地又分現籍地即現在的籍貫，和原籍地即遷徙之前原先的籍貫。我們通常所稱的“籍貫”一般也就是指現在的籍貫，但“現住地”的概念不是“現籍地”的概念，區(qū)別的主要標準在于在現住地生活的代系有沒有超過四代以上。譜籍的概念與之相類。所謂譜籍地即譜牒所記述宗族的世居發(fā)祥地，其“世居”的概念是指四代以上的居住，其“發(fā)祥”的概念是指各支派的來源。譜的編制總是以某一個始祖為中心節(jié)點，簡述其前生即宗族的源流而厚記其后世即宗族的繁衍，譜的編制主體也必是這一始祖四代之后的裔孫，因此始祖的長久居住地或出生地就是該宗族的籍地，它自動就成了該宗族所編制譜的譜籍地。譜籍地的宗族具有某種主體的地位，離開了譜籍地的群體總被稱為“外遷”的群體。由于宗族的遷徙而導致譜的重編和再編，譜籍地又要分為現籍地即現在的譜籍地，和原籍地即宗族遷徙之前原先老譜的籍地，但通常意義上的“譜籍”概念也就是指現籍地的概念。

徽州的譜牒應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徽州譜牒是指徽州的宗族和人編制的譜，廣義的徽州譜牒還應包括與徽州的宗族和在徽州居住人群有密切關系的譜牒。從譜及譜所記述的人的籍地情況看，徽州的譜牒至少包括有以下幾類：

1.本徽州的宗族和人編制的譜。此即正宗的徽州譜，其譜籍地為徽州，且譜所記述的人的籍地也為徽州，目前存世的徽州譜大多為此類，如歙縣南鄉(xiāng)清道光二十年修寶倫堂《新安張氏宗譜》、婺源民國四年修《桂巖戴氏宗譜》等。

2.自徽州遷居某外地的宗族和人編制的譜。此譜及譜所記述的人的現籍地在某外地，但由于它們的原籍地皆為徽州，且現籍地的宗族對此認同，故可為徽州的譜。此譜有如婺源遷廬州潛川清光緒三年三修三槐堂《王氏宗譜》、休寧芳充遷懷寧欽化民國十年修世德堂《吳氏支譜》等。

3.外地宗族和人編制的現居徽州人的譜。此譜的籍地雖為外地，但出自地是在徽州，譜所記述的人有支派和群體遷居、生活在徽州，且歷時較長，已經融入徽州的宗族社會體系之中，因此亦可為徽州人的譜。此譜有如(出自徽州)淳安清道光二十三年續(xù)修追遠堂《龍屏方氏宗譜》、(出自歙縣)嚴州遂安西源清光緒晚期修《西源詹氏宗譜》等。

第四，就譜牒的出自地情況看。譜牒關照的是人，這就是譜主。廣義的譜主是指該譜所記述的宗族群體，狹義的譜主則是指該譜所記述的宗族群體中擁有該譜的主人。譜的出自地概念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它與譜籍地概念不同。譜的出自地是指譜的現實存在之地，它關注的是譜主的現居地;而譜籍地則要涉及譜之編制及譜主的世居地問題，更多關注的是譜主先世的居住地。由于宗族的遷徙與分派，譜籍地與譜主現住地一般很難統(tǒng)一與一致，同一譜籍地的譜，可能會出現在不同地方，而出自于某地的譜其譜籍地可能在該地，也可能不在該地，存在著不確定性。但譜的出自地概念就不一樣，其最大的魅力在于：大凡某地出現了譜，則該地就一定有其譜所記述的宗族或人群的存在，而無論是本籍還是寄籍。實際上，譜籍地的概念作為譜主先世世居地的概念，盡管它在空間上有所指，但所指的區(qū)域不是要關照到宗族的遷徙與分布，而是關注著宗族的“源”與“始”，因此對譜主來說更趨于是一個表征性的和文化學意義上的概念。譜的出自地概念則很精確與務實，它體現的是宗族存在與分布的現實狀態(tài)。對“第三者”的研究者來說，譜的出自地問題甚至比譜籍地的問題更為重要。某譜的譜籍地知道了但出自地還是難以判斷;而如果已知了某譜的出自地，則總會探討和研究出該譜的譜籍地，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優(yōu)越性。目前已發(fā)現的徽州譜牒，從譜籍地與出自地的關系看，至少存在三大類，即譜籍地和出自地皆為徽州的譜、譜籍地為徽州但出自地為外地的譜、譜籍地為外地但出自地為徽州的譜。對此的舉例可以很多，不再贅言。

古徽州是譜牒產生與留存的大戶地區(qū)，譜牒存世量大，單位密度為全國最高;種類豐富，近乎涵蓋了重視血緣關系的傳統(tǒng)宗族社會所應能產生的民間譜牒的全部種類，因此它們皆是寶貴的文獻資料和珍貴的文化遺產，不僅在徽學研究上意義重大，在歷史學、人類學、文化學、社會學、民俗學、檔案學等多學科領域都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是國學研究的重要資料，理應得到充分認識和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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