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譜館”首批家譜入藏儀式在京舉行

眾位特邀嘉賓共同為家譜開箱
2017年12月21日上午,“中國家譜館”(籌建中)首批家譜入藏儀式在北京國家數(shù)字出版基地隆重舉行。這批家譜原系湖南省著名藏書家何光岳先生(1935.2.22~2015.1.29)“光岳藏書樓”所藏,何氏收藏家譜4700多部,近5萬冊,共有姓氏323個,稀見姓氏超過100個,有數(shù)十個姓氏未見于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資料十分珍貴。歷經(jīng)三年多的溝通協(xié)商,何氏所藏全部家譜今正式落戶京城。

此舉系建國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古籍藏書轉(zhuǎn)讓,學術(shù)價值及文化意義巨大,堪稱文化盛事。何光岳先生長女何小宜女士代表“光岳藏書樓”將一套習氏家譜鄭重交付國學網(wǎng)創(chuàng)始人尹小林先生,象征著何氏家譜正式入藏國學網(wǎng)籌建的“中國家譜館”。北京大學教授楊鑄,清華大學教授劉石,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鄧瑞全,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左東嶺、趙敏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范子燁,首都藝術(shù)博物館原館長張樹偉,中華書局編審柴劍虹,古籍修復專家范曉榆,四庫研究中心主任盧仁龍,光明日報國學版主編梁樞等著名專家學者應邀出席,共同見證了這一歷史性的一刻。
尹小林先生感慨,光岳藏書樓家譜入藏國學網(wǎng),是冥冥中的緣分,也是上天賦予的使命。國學網(wǎng)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古籍數(shù)字化研究,但在家譜方面卻未有涉足,首要原因便是由于資料的欠缺,而光岳樓家譜正好彌補了這一遺憾。下一步,國學網(wǎng)在做好保存、修復的同時,將集中力量對這批珍貴古籍文獻進行編目和數(shù)字化整理,以嘉惠學林,服務當代社會。
何小宜女士回憶父親一生嗜書如命,全家都為此付出了代價,講到艱難處幾度哽咽。數(shù)萬冊藏書,千里迢迢,由湘順利入京,她相信一定有父親在天之靈保佑。其妹何小宏女士也認為,書不能只藏不用,父親的藏書在京畿找到了最好的歸宿,將來若能傳播到全社會,父親也會感到欣慰。
各位專家學者紛紛表示愿意加入到這批家譜的整理行動中,貢獻自己的力量,并建議成立“中國家譜研究中心”,組織學術(shù)力量對5萬冊加以研究,適時推出一批高質(zhì)量的學術(shù)成果。柴劍虹先生還向國學網(wǎng)捐贈了一套5冊的新編《柴氏家譜》,成為“中國家譜館”受捐的第一套家譜。
家譜是家族血脈綿延不息的記錄,是根之所在,魂之所系。家族和祖先就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信仰。國學復興,當從家譜復興始。
中國姓氏家譜的發(fā)展歷史
在關(guān)于中國家譜起源各種觀點中,有一種觀點認為是起源于宋代。持這一觀點的人之所以會置魏晉隋唐時期大量關(guān)于譜牒的記載而不顧,堅持把宋代作為家譜的起源,有他們一定的道理。其實,我們現(xiàn)在的家譜確實是與宋代的家譜一脈相承的,而與魏晉隋唐的譜牒沒有太多的傳承關(guān)系。這一點,從現(xiàn)在存世的家譜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實可以得到證明。
宋代的家譜是在一片廢墟上重新建立起來的。唐末五代的戰(zhàn)亂使原來記載士族門第高下的譜牒都化為灰燼,而在戰(zhàn)亂中崛起的新貴往往因為自己原來的門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譜牒。因此從五代以后,人們對自己的世系已經(jīng)搞不清楚了。五代時,后唐宰相豆盧革有一次問侍中郭崇韜:“汾陽王(指郭子儀)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門,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韜回答:“譜牒在戰(zhàn)亂中喪失了。曾聽父親說過,距汾陽王已經(jīng)四代了。”可見郭崇韜當時已經(jīng)無法確認自己是否是郭子儀的后代了。
由于沒有譜牒的記錄,家族的世系開始變得模糊不清,人們對自己的父祖兄弟還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對家族中世系稍遠一點的親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間是什么關(guān)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緣關(guān)系,正如宋代大理學家張載所說:“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tǒng),雖至親,恩亦薄。”這種情況引起了有識之士的擔憂,于是編撰家譜又被重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宋代的時候,社會環(huán)境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變化,原來的“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的局面已經(jīng)不存在,社會上不再有士族與庶族的區(qū)分,官員的選拔也與門第沒有關(guān)系,不需要再查看譜牒,因此,宋代家譜的編撰宗旨與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魏晉時期,編撰譜牒的主要目的是維護門第,由于門第與選官有直接的關(guān)系,因此政府也參預其事,官府組織編修譜牒。關(guān)注的重點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親親之道”的倫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與選官沒有關(guān)系,官府自然不再過問,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譜,家譜逐漸從官府、從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響到了編撰的體例。魏晉隋唐譜牒的重點在于對門第的標榜和維護,記載的內(nèi)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遷徙、居住、支系、墳墓等情況,尤其對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記載得最詳細,在婚姻狀況中還要記載岳家的門第。宋代的家譜主要是為了“尊祖敬宗收族”,記載的內(nèi)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產(chǎn)、墳墓等,尤其是與子嗣和血統(tǒng)有關(guān)的內(nèi)容記載得最為詳細,如義子、贅婿、繼嗣、兼祧等情況都記載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晉隋唐受到重視的岳家的門第家世則一般不記錄。
由于把家譜視為“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qū)π滦藜易V表現(xiàn)出很高的積極性,許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洵、黃庭堅、文天祥等都曾親自主持家譜的纂修,歐陽修和蘇洵還創(chuàng)立了新的譜例,提出了家譜的編修原則和具體方法,他們創(chuàng)立的私家譜法,成為后世家譜典范,對私修家譜的繁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歐陽修和蘇洵新編的家譜,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記載五世,與隋唐以前的譜牒都已經(jīng)遭毀有關(guān),五世以上的世系,實際上已經(jīng)不大可能考訂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時期社會動蕩,很少有家族能夠保持世代富貴,追溯過多很可能會遭遇到幾世貧賤的難堪局面,未免臉上無光。當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數(shù)十代。
雖然宋代開始纂修的新型家譜與政治沒有直接的關(guān)系,但考慮到修譜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統(tǒng)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譜,這在客觀上也推動了當時私修家譜的發(fā)展。
明清時期家譜數(shù)量的大增
進入明清以后,統(tǒng)治者繼續(xù)積極鼓勵家譜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號召纂修家譜,地方官員也熱中于勸說百姓編修家譜,這使得家譜數(shù)量大增,甚至達到了沒有無譜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譜成為家族生活的頭等大事。清代不僅漢人修譜,滿人也對修譜十分積極,由于清政府規(guī)定滿人襲爵、出仕都要查驗家譜,因此滿人修譜的積極性甚至比漢人還要高。與宋代的家譜相比,明清時期的家譜體例更加完善,記事的范圍也更加廣泛,內(nèi)容更加豐富,更加注重倫理教化的功能。家譜的內(nèi)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跡、官職、得姓源流、遷徙情況、祠堂墳墓、族規(guī)家訓、人物傳記、藝文著作等。

隨著修譜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時期家譜的規(guī)模越修越大,出現(xiàn)了“會千萬人于一家,統(tǒng)千百世于一人”的統(tǒng)譜,一部統(tǒng)譜往往匯集了十幾個省上百個支派的世系,蔚為壯觀。這種風氣一直沿續(xù)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吳氏大統(tǒng)宗譜》,奉太伯為一世祖,列入者竟達503支,計40冊,令人嘆為觀止。不過,如此大規(guī)模的統(tǒng)譜,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難以確認。這種通譜聯(lián)宗的風氣,與當時修譜過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關(guān)系。與宋代家譜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譜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動輒幾十世,往往將歷史上的本姓將相名人一網(wǎng)打盡。
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利用通譜冒認名門大族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如明代太倉孔淵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孫,他的父親曾任元朝的通州稅監(jiān),孔淵曾任太倉學官,他的兒子孔克讓、孫子孔士學都是讀書人,是個書香門第。不過到孔士學時,家境已經(jīng)很貧困了,有個常州的孔姓富人,想與他通譜,被孔士學拒絕了。但孔士學死后,家人因為貧困難以生存,就把家譜以一船米的代價賣給了那個富人,那個富人就這樣搖身一變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也記載了一件借助通譜冒認名門的事:“吳中有吳姓為讓王之裔,然貧落不能支。又一吳,其起家甚微,而其姊歸申相公,因得官鴻臚,驟為富人,浮慕讓王,與通譜牒。舊吳反事之為尊行,過從甚昵。時相公堵李為奚谷者,作詩嘲之云:‘太伯之吳非此吳,圣賢不認認傭奴。只因太伯年深遠,要認當朝申姊夫。一還有一個姓林的人,因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為恥,竟冒認北宋著名詩人林和靖為高祖,并自己編造了一些名字,作為自己的祖先,而將自己原來的身世一筆抹去。但是,林和靖終身并未娶妻,隱居西湖孤山,以植梅養(yǎng)鶴為樂,世稱其“梅妻鶴子”,史書上記載得明明白白,此人亂認祖先,結(jié)果被世人傳為笑談。

不過,這些冒認名門的人采用的還算是和平手段,歷史上還有為冒認名門而引發(fā)的慘案。曾有一個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稱是孔子四十九代孫,結(jié)果孔氏族長孔砒認為他屬假冒,因此拒不承認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惱羞成怒,競將孔王比等一家11人殺害,制造了一起慘絕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們常常以通譜、聯(lián)宗甚至冒認名門望族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有一些貧困的文人竟然專以偽造譜牒為職業(yè),他們事先將各姓在歷史上的著名人物都開列出名單,當有人要他們纂修家譜時便根據(jù)需要將這些名人編人家譜。最早從事這一職業(yè)的人名叫袁鉉,袁鉉讀過很多書,但家里很窮,無法生活,就以幫人編撰家譜為生。不過,編造假家譜的做法倒也不是從明清才開始的,《梁書·侯景傳》里就有類似的記載。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為作戰(zhàn)有功升為將領(lǐng),后來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亂,一度自立為帝。侯景稱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偉請他設(shè)立七廟,侯景不懂,就問:“七廟是什么意思?”王偉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設(shè)七廟。”王偉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親叫侯標,前面幾代就記不清了。”侯景的黨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幾代就沒有人知道了。結(jié)果王偉就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漢朝司徒侯霸為始祖,晉代名士侯瑾為七世祖。其實,南朝的幾位開國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們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稱帝后編造的,如南齊高市蕭道成和梁武帝蕭衍,都說是漢朝相國蕭何的后代,并說蕭何的七世孫是西漢御史大夫蕭望之,蕭道成是蕭望之的十八世孫,蕭衍是蕭道成的族侄,不過這二個世系經(jīng)考證后也被證明都是假的。這種做法的流毒很廣,現(xiàn)在存世的明清家譜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梢钥吹讲簧倜?,許多就是這樣編造出來的。
改革開放以來家譜的復蘇和變革
新中國建立后,家譜的纂修出現(xiàn)了一個停頓期,除了1950年、1951年還有少量在建國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譜付印外,長達數(shù)十年的時間內(nèi)可以說是一片空白。當推翻三座大山的口號響徹云霄的時候,在中國歷經(jīng)了千年風霜雪雨洗禮的家譜不幸被貼上了“封建”的標簽,戴上了“宗法制度幫兇”的高帽成為了革命的對象,在這種大背景下,不要說家譜的續(xù)修,就是收藏家譜也被視為是對封建主義的懷戀而受到嚴令禁止。上海圖書館的家譜收藏為國內(nèi)外之冠,然而,這些今天被視為珍寶的藏譜,當初卻是上海圖書館的已故館長顧廷龍先生帶人從廢品回收站和造紙廠的紙漿池邊搶救出來的,而且還要打著保留批判封建主義材料的旗號。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的思想也不斷解放,對家譜的態(tài)度也從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譜記錄家族歷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數(shù)十年的停頓也已經(jīng)使家族世系面臨著失憶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重修家譜的呼聲漸起,一些地區(qū)陸續(xù)開始有了零星的修譜活動。到了20世紀90年代,學術(shù)界對家譜研究的升溫和名人家譜的不斷影印出版,使得人們對家譜的認同不斷強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尋根問祖的行動也對重修家譜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修譜之風終于開始復蘇,一大批新修的家譜陸續(xù)問世,中國的家譜纂修開始步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時代。
與時代的發(fā)展相適應,一些新修的家譜也被烙上時代的印跡,出現(xiàn)了新的變化。雖然絕大多數(shù)新修的家譜還是延續(xù)傳統(tǒng)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譜開始使用新的名稱。一種是套用村志的名義,名為村志,實為家譜。如《古山志》,實際是胡氏家譜;《俞溪頭志》,實際是俞氏家譜;《下徐店村志》,實際是徐氏家譜。這些村志一般都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屬村志范疇,一部分就是家譜。還有一種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現(xiàn),如《趙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楓川陳氏族史》《中國吳氏通書》等。
在內(nèi)容與譜例上,新修家譜也有不少變化。如傳統(tǒng)的家譜是以父系世系為軸心的,而新修家譜中比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兒也能入譜,如果是獨生子女,女兒也作為世系傳人記錄。另外,在編撰體例上,部分新修家譜開始受到地方志體例的影響,諸如組織機構(gòu)、醫(yī)療衛(wèi)生等內(nèi)容在家譜中也有出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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